我总觉得芭提雅的空气是有重量的。
这种重量不是脚踩在大地上的踏实感，而是粘稠的、无孔不入的挤压。六月的海风从暹罗湾吹过来，穿过那些挂满马鲁和蜈蚣的腐朽木梁，在巷弄里打个转，便成了一种稀烂的、带着腥气的沉重。这种感觉让我想起初中物理老师在讲台上敲着黑板开的玩笑：大气压的强度就好像五只大象在外面踩你的身体，那为什幺人没有立刻爆掉呢？因为有五只大象在你的身体里面踩回去。
娜娜的双腿大开着。
这间瓦房原本是堆放藤编家具的，角落里还堆着几个开裂的马六甲木椅，像是一副副巨大的、被弃置的骨架。屋子里没有冷气，只有一台缺了叶片的电风扇在头顶徒劳地搅动着，发出一种类似垂死者喉音般的吱呀声。
娜娜为了这天攒了半年的钱。她每天在红灯区那些贴满红砖的狭窄酒吧里，忍受着丁香烟和廉价威士忌的熏烤，攒下的每一铢都带着汗水的咸味。这里的空气像是一碗粘稠的、变质的喳喳（Bubur Cha Cha），椰浆发酵出的酸意在闷热中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。墙角供着一座褪色的土地公，漆面剥落，看起来灰扑扑的，香炉里插着几根残余的线香，那烟气不往上飘，反而像是有灵性似的，贴着地面在寻找血腥味的源头。
医生——也就是那个被大家唤作“老爹”的退役军医，正弯腰在陈旧的药箱里翻找。他朝地上啐了一口暗红色的槟榔汁，狠狠骂了一句泰语脏话。
“妈的，贸易限制越来越严。那帮穿制服的胃口比巨蜥还大，连这点定额的麻醉剂也要抽成。”老爹转过身，手里捏着一支安瓿瓶，那是他托了正规医院的线人才搞到的，娜娜为此多让人干了两回。
娜娜躺在长凳上，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发抖。相反，她表现出一种近乎诡异的镇定。那是她在芭提雅红灯区的红砖墙根下磨炼出来的韧性——一种在极度紧张的底色上，依然能熟练运用的虚与委蛇。
“老爹，您这手艺我是信得过的。”娜娜开口了，声音虽然有些紧绷，却带着一股子讨巧的甜腻，像是一块在烈日下晒得半化的娘惹糕点，“当年在床上，您就说我这身皮肉是天生的鸡蛋花，跟小菩萨似的。如今您亲手把这花给开了，往后我用堂堂正正的女人下面赚了钱，头一个就买最好的丁香烟孝敬您。”
老爹听了这话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。他曾是娜娜的常客，在那张满是汗渍和酒气的床榻上，他曾无数次用粗粝的手掌丈量过这具身体。他盯着娜娜，眼神大开大合地在娜娜身上过了两圈，最后咧嘴一笑，露出几颗黄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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