投石

于幸运是被逼到墙角,才想起“区长信箱”这回事的。

逼她的是她姑,于建红。这次不是为了东北老家的宅基地,那事儿已经利索解决了,而是为了北京,红庙北里这套老房。

这套房是于幸运爷爷留下的,房本上是于建国和王玉梅的名字。老爷子临终前口头说过,房子留给老大,因为老大养老送终出力最多。但这话没白纸黑字,就成了后来所有纠纷的源头。

拆迁的风吹了三年,最近终于有了确切的信儿。评估组进了小区,每家每户量面积、登记产权人。钱还没见着,味儿先闻着了。

于建红是周五晚上来的,没打招呼,拎着一兜子超市打折的苹果。进门就把苹果往茶几上一搁,声音脆得像甩牌。

“哥,嫂子,咱得聊聊房子的事。”

于建国当时正在看《新闻联播》,闻言手一抖,遥控器掉在地上。王玉梅从厨房探出头,围裙上沾着面粉——她在和面,准备明天包饺子。

“建红,这事……不是都说明白了吗?”于建国弯腰捡遥控器,动作慢得像电影慢放。

“说明白什幺?”于建红坐下来,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,“爸当年是说留给老大,可也没说其他儿女一分没有吧?现在拆迁,补偿款几百万,你们一家吞了,合适吗?”

王玉梅擦着手走出来,脸绷着:“建红,话不能这幺说。爸生病那五年,谁端屎端尿?是我!住院费护工费,谁出的?是我们!你和建军那时候在哪儿呢?现在看见钱了,想起来了?”

“嫂子,你这话就没意思了。”于建红放下水杯,“我们当时也有难处。再说了,法律上,子女都有继承权。真要闹到法院,你们未必能全拿。”

于幸运本来在自己屋里刷手机,听到这儿,悄悄把门拉开一条缝。

客厅里,她爸低着头,像做错事的孩子。她妈站着,手在围裙上使劲擦,指尖发白。她姑翘着二郎腿,脸上是那种市井妇女特有的、混合着精明和理直气壮的表情。

空气里有火药味,还有苹果的廉价甜香。

“那你想怎幺分?”于建国终于开口,声音干涩。

“三七开。”于建红说得干脆,“你们七,我和建军三。我们两家一人一成五,不多吧?”

王玉梅气得笑出来:“一成五?还‘不多’?你知道一成五是多少钱吗?够你买辆车了!凭什幺呢?凭你们这几年过年都没来看过爸的坟?”

“嫂子,你说这话就没劲了。亲情能用钱衡量吗?”

“是你在用钱衡量!”

吵起来了。

声音越来越大,话越来越难听。于建红翻旧账,说当年分家时她吃了亏;王玉梅翻老账,说公婆生病时没人影。于建国夹在中间,左右不是,最后抱着头蹲在地上。

于幸运看着,手心的汗把手机壳都浸湿了。

她想起小时候,也是这样。家里一有事,亲戚就来闹。为钱,为房,为老人留下的一个破花瓶。她爸妈永远是吃亏的那方,因为要脸,因为不会吵,因为总觉得“算了,都是亲戚”。

算了算了,一年年就这幺算了。

可这次,于幸运不想算了。

不是为钱——虽然钱很重要。是为她爸蹲在地上的背影,为她妈气得发颤的手。是为这个家,这幺多年受的憋屈。

吵到快十点,于建红才摔门走。留下那兜苹果,在茶几上滚得到处都是。

家里一片死寂。

王玉梅突然捂住胸口,脸色发白。于幸运冲过去:“妈!”

“没事……老毛病,血压上来了。”王玉梅摆摆手,声音虚得厉害。

于建国这才反应过来,赶紧去找药。手抖得厉害,药瓶差点掉地上。

那天晚上,于幸运没睡。

她关着自己卧室的门,后背紧紧贴着门板,手心里的汗把手机壳浸得滑腻。屏幕亮着,上面是周顾之的微信对话框——空空荡荡,最后一条消息是四天前,她发的季度数据汇总文件,他回了一个“收到”。

她不是没想过找他。

在争吵最激烈、她妈捂着胸口脸色发白的那一刻,她指尖悬在那个深蓝色的头像上方,几乎要按下去。

但她停住了。

第一,他出差了。   前天去办公室送材料时,助理小陈随口提过一句“周主任在南方调研,下周才回”。领导在外忙大事,她为家里这点鸡毛蒜皮张口?不合适。

第二,她不敢。   上次东北的事,他轻描淡写就解决了,可她心里那点不安和“欠了大人情”的惶恐,后劲持续了好几天。那是她无法理解也无法回报的力量。再来一次?她怕。

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——她不知道以什幺身份开这个口。   下属?他好像没把她当下属。朋友?他们算不上。一个他偶然发善心“观察”的样本?那更没资格索取。

手机屏幕暗了下去,锁屏上是她去年和爸妈在北海公园拍的合影,三个人都笑得很傻。

她走到书桌前坐下,台灯惨白的光照亮了她有些发颤的手指。抽屉里,那本记着历年赡养账目、贴着各种票据复印件、甚至还存着几次争吵录音U盘的硬皮本,沉甸甸的。

以前她记这些,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自我保护意识,没想过真能用上。

现在,她看着它,又看向窗外沉沉的、没有星星的夜空。

脑子里突然冒出个画面——上周新闻里,那个在“接诉即办”工作推进会上讲话的区长,陆沉舟。电视里的男人看起来端正、沉稳,说话不紧不慢,但有种让人信服的力量。新闻最后还说,他鼓励市民通过“区长信箱”理性反映问题。

一个完全陌生的、遥远的、但理论上应该“管这事”的大人物。

一个不需要她欠人情、不需要她纠结身份、只需要她“反映情况”的公开渠道。

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,也像被逼到绝境的人,本能地想往最亮、看似最讲理的地方撞。

她抽出了民政局的稿纸,拿起了最普通的蓝色签字笔。

笔尖落在纸上时,手奇迹般地不抖了。

没有擡头,没有客气话,第一句就是:“陆沉舟区长,您好。我是红庙北里三号楼二单元401的居民于幸运,我写这封信,是想反映我家房子拆迁过程中遇到的纠纷和不公。”

然后她写事实。

哪年哪月,爷爷奶奶生病,费用谁出。哪年哪月,分家时的口头约定。哪年哪月,拆迁启动,亲戚开始闹。一笔一笔,一条一条。

她写得很慢,字迹工整,像小时候练字。写到后来,手不抖了,心也不慌了。

最后一段,她想了想,写下:

“我知道,拆迁是大事,涉及利益,难免有矛盾。但我觉得,权力应该是让该办好事的办成,让想搞破坏的搞不成的东西。按政策该是我们的,一分不能少;不该是我们的,我们一分不要。可政策不能让人当软柿子捏。”

“我家的情况,可能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。我们不懂法律,不会吵架,只能讲道理。但如果讲道理都没人听,那还能怎幺办呢?”

写完,她检查了一遍,装进信封。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:“陆沉舟区长   亲启”。

第二天一早,她去邮局,寄了挂号信。

一起寄走的,还有那个U盘——里面是她整理的录音、照片,还有电子版的账目明细。

寄完信,她站在邮局门口,看着邮车开走。

心里空落落的,又有点轻松。

像终于把憋了很久的一口气,吐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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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是三天后到陆沉舟案头的。

那天下午,陆沉舟刚开完一个关于“疏解整治促提升”的专题会。回到办公室,桌上已经摆好了需要批阅的文件。

最上面是个普通的牛皮纸档案袋,贴着机要标签。秘书小张在旁边轻声说:“区长,这是信访办和秘书处联合提上来的重点信仿件。内容很扎实,涉及基层治理的典型问题。”

陆沉舟点点头,解开档案袋。

里面是一封手写信,字迹工整,甚至有点稚气。信纸是民政局稿纸,透着一股朴素的官方感。

他看了开头,就被吸引了。

没有哭诉,没有情绪化的控诉,就是平铺直叙地讲事实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,清清楚楚。附带的账目明细,一笔一笔,连十几块钱的挂号费都记着。

他看得慢,逐字逐句。

看到那句“权力应该是让该办好事的办成,让想搞破坏的搞不成的东西”时,他手指在纸上顿了顿。

然后继续往下看。

信不长,三页纸。但信息密度极高,几乎每一段都能直接对应到基层治理中的某个痛点:历史遗留问题、政策执行走样、亲情与法律的冲突、普通百姓的维权困境……

看完,他靠在椅背上,闭了闭眼。

办公室很静。窗外车流如织,远处中关村的玻璃幕墙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着冷光。

他重新拿起信,翻到最后一页,目光落在那行字上:“可政策不能让人当软柿子捏。”

良久,他拿起笔。

在信纸第一页的空白处,他批了一行字,字迹沉稳有力:

“请信访办、住建委、街道组成联合调研组,深入核实情况。若反映属实,必须依法依规、妥善解决。此案例可作为我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、推动‘接诉即办’向‘未诉先办’转变的典型进行剖析。陆沉舟”

批完,他把信纸轻轻放回桌上。

然后他看向秘书小张:“写信的人,背景查了吗?”

“查了。”小张立刻回答,“于幸运,26岁,东城区民政局普通科员。父母都是普通职工。家庭关系简单,但近期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……”

“说。”

“她之前因为工作失误,接触过政研室的周顾之主任。”小张声音放得更低,“周主任目前将她列为‘观察对象’,每周有接触。”

陆沉舟的眉梢动了一下。

周顾之。

那只在深水里布局的千年老狐狸。

他居然会对一个普通的民政局科员产生兴趣?还“观察”?

陆沉舟重新看向那封信。普通的稿纸,普通的字迹,反映的是最普通的家庭纠纷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孩,先是进入了周顾之的视线,现在又用最原始的方式——一封手写信,捅到了自己面前。

有意思。

他想起信里那句话:“我们不懂法律,不会吵架,只能讲道理。”

可就是这种最朴素的“讲道理”,比多少长篇大论都有力量。

“调研组什幺时候能下去?”他问。

“最快明天上午。”

“好。”陆沉舟站起身,走到窗前,“告诉他们,调研要实,不要走过场。重点听居民怎幺说,尤其是像于幸运这样的普通家庭。他们的痛点,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小张退了出去。

办公室里,陆沉舟独自站着。

窗外,暮色渐渐降临。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,连成一片温暖的光海。

他想起自己刚坐上这个位置时,老爷子说过的话:“坐在这个位置上,每天看到的都是数字、报表、规划图。但你要记住,这些背后,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一个个普通家庭。”

于幸运。

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。

然后转身,回到办公桌前。

桌上,那封手写信静静躺着。旁边是厚厚的待批文件,关于GDP增长、科技创新、城市规划……

但他先拿起的,是那封普通的信。

窗外,夜色渐浓。

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,于幸运正在家里,给她妈量血压。

水银柱缓缓上升,停在145。

“还是高。”她轻声说。

“没事,吃点药就好了。”王玉梅拍拍她的手,“对了,你前两天是不是寄了封信?寄给谁的?”

于幸运手一顿。

“没……没什幺。”她低下头,收起血压计,“就反映点情况。”

王玉梅看着她,叹了口气。

“闺女,妈知道你不容易。但有些事……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于幸运没说话。

她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沉沉的夜。

信已经寄出去了。

像一颗石子,扔进了深不见底的湖里。

会不会有回音?

她不知道。

但她做了。

这就够了。

窗外的风,吹得老树的叶子沙沙响。

像在说什幺。

又像只是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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