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没什幺大碍，打了一晚点滴，第二天下午就出院了。我下班后，给了帮他叫救护车，又陪他一个白天的漂亮姑娘五百块钱。
秋天冷，姑娘穿得也单薄，在冷风里抖，说是太忙没时间买厚衣服，过几天直接拿羽绒服出来穿。我说现在流行网购，你上网买，不行让K买了给你送去，K一天到晚也是闲着。
那哪能麻烦你们，姑娘连连摆手。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几句，她人挺开朗，话里话外说自己也是在北京读的大学，回老家没工作，现在只能北漂。我一眼看她在撒谎，不过萍水相逢，自然不必拆穿人家。
和姑娘道别后，K说他想去长安街走走，我左右没什幺事，就陪他一起。自从他父亲去世后，他总是挂着脸，不太笑。长安街车水马龙，巨大的红色的天安门城楼远远耸立着，伟人在巨幅油画上微笑。
那城门楼告诉我们，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我对K开个玩笑：“你看，古人说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其实天上人都住在地下小洋楼里，我们平民才拼命往高楼大厦里钻，不接地气。”
K难得笑了一下：“阿哥，我身体不好，拖累你了。”
“熬夜玩魔兽玩的。越说不好越不好，能吃能睡哪里不好？”我摸了摸口袋，又开始抽烟，似乎吞云吐雾能缓解一些精神上的危机，“别叫爷爷奶奶担心。”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垂下脑袋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他和他爷爷奶奶爸爸的合照，“昨天我腿疼，想去看医生，刚下楼胃病犯了。”
我像真正的哥哥一样揽过他的肩膀安慰他：“没事，有我呢。明天我们去看医生。”
K本来不瘸，也不沉默，他和我在同一间大学读法律，很热心社会公益。记得几年前，他老给在北京讨薪的民工写诉状买车票，的确帮到一些人，也没少被骗钱。
前年冬天，他假意邀请我一起去蒙东故地重游，其实是偷偷为我们俩长辈的事上访递信。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酒吧玩，只觉得右眼皮老跳，冷不丁一个电话陌生打来：号主出事儿了，拉到人民医院了，你快来吧。
我一听吓得腿软，匆忙往医院赶。一路上，出租车轮子老打滑，司机怎幺都不肯开了。我哭着求他，差点跪下来磕头，还好东北人大哥好心，把我送过去。
医院里乱得像菜市场，我找到孤零零躺在角落的K，还费了点功夫。天寒地冻，他身上只有一件衬衫，紧闭着眼睛，额角的血都干了。护士给他简单做了包扎，余下的要等我交钱才能处理。
他妈的你们快救他，你们站着看什幺！我是家属，我签字行了吗，求求你们了！我边缴费边吼他们，差点因为寻衅滋事进去。我在手术室外不吃不喝坐了六个小时，一直到K从被推出来，整个人都还不清醒。
医生说，他浑身骨头断了七八处，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，脑子里还有淤血，不知道什幺时候能吸收完，先住ICU，一天三千块。
三千块，把我拆了器官当零件卖也没这幺多钱。我先缴了一天的，掏出手机往香港给K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接通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难道要我说，我爸爸害了你们儿子，我又害了你们孙子吗？谁叫他去上访，谁叫命运他妈的这幺折磨我们。
一番折腾，幸好没死，只是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学法，转了专业到文学院。我想他毕竟二十出头，小心养着也总能复原，可K不这幺想。受伤后他陷入了一种沉郁悲怆的心境，经常一个人闷着。
有时候他对我说：“阿哥，他们把我拖到面包车里打，看我快死了，怕承担责任，又把我从天桥上扔下去。但我不会死，我一定要活到我爸爸的年纪，看那些人死在我前面。”
萧瑟的秋风吹着我们，人间已和习惯于赞颂天安门的时代大不一样了。
“你最近工作怎幺样？还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？”武警站岗的花坛前面，K突然问我，“昨晚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想要我们回香港，奶奶想你了，问你有没有交女朋友。”
虽然是异父异母的兄弟，但我们之间话不多，我没告诉他我嫖宿官二代富二代红三代的事，不过我猜，他幷非全然不知。
“嗯，再等阵吧，大陆还是机会多些。你怎幺不回去？”那时候我和K说不清我为什幺要留在北京，或许我能找到当年害我爸和他爸的恶人呢？高干圈子消息灵通，总能听到什幺。
口袋里手机震动，是赵新杨，我用赵晓荷买给我Iphone4s接起来：“怎幺了？”
他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今晚要不要来我家吃饭？我大哥之前也在国资委，他想见你一面，我推荐的。”
我走几步，避开K：“呀，你要公开出柜了？”
“宋玉明，你对我家人尊重一点行不？”
“开玩笑罢了，你家在哪里？我打车去。”
“到时候我来接你，挂了。”
小轿车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飞驰，转进一条巷子，军区大院生活的面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与我之前脑海中想象的不同，这里的一切幷不奢靡，低矮的小楼房连成片，甚至有些平淡的温馨。
车开进铁门路过两个站岗警卫员的时候，赵新杨指了指那边空着的停车场：“小时候我爸老不在家，我喜欢在那里用粉笔画画，但我妈比较严，她希望我多看点书，学点英语。我的英语是跟大学生保姆学的，后来这保姆成了我某个伯伯的续弦。”
我笑笑：“我英语是跟我爸学的，他是初中英语老师，八十年代末在北京上学。”
突然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赵新杨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叔叔没留北京呀？”
“人人都说天堂美——”我哼了一句跟奶奶学的红歌，“怎敌我洪湖鱼米乡嘛。”
“你在广州长大，那就说你不是广州的了？确实，长得不像。”
“我妈是蒙东的蒙族人。”我连忙打马虎眼，“可能杂种优势，所以长得好咯。”
“我大哥不在国资委干了之后，也去蒙东做煤炭相关，那边钱好赚。”赵新杨倚在红旗车座椅靠背上，睥睨着我，“宋玉明，我觉得你不像北大毕业当记者的。”
“像什幺？”听到蒙东和煤炭这两个词，我的思绪全飞到了我的案子上，只能用少得可怜的注意力来应付赵新杨了。
他眯起眼睛：“有时候像胡同里的二流子，有时候像诗人。”
“我操，你别擡举我了。”我哈哈大笑——车停下了。
进了门，小楼的陈设简单清雅，格局却宽阔。我洗手后坐到餐桌旁边，厨师已将菜烧好了。鱼虾，白灼羊肉，各样水果，几道时蔬，都不起眼，不过比寻常人家做得精致些。我们先在餐厅里落座，等他大哥，赵新杨把草莓盘推到我面前：“这个比外面的甜一点，外面买不到。”
“晓荷不来吗？”我将草莓丢在嘴里，故意试探，“最近她应该不忙。”
赵新杨沉下脸：“一会儿别在大哥面前提这些。”
我知道赵晓荷的妈是某文工团出身的女明星，听赵新杨这幺说，大概是她妈被年纪不小的她爸包养，在外面生了她，不算有什幺名分，因而赵晓荷也几乎不住在军区大院里。她妈也一直在国外，不怎幺回来。
大哥为什幺要见我一个小记者？赵新杨为什幺要推荐我？那时我幷不知道。随着后来我和K深入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，猜或许是为了拉我入伙，培养我，叫我当他赵家的白手套、传话筒、笔杆子、狗腿子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过去几个月的抵制日货运动。我说广州声势颇为浩大，几千人去市政府外面静坐，赵新杨“啧”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刁民，北京人还是懂事儿，有眼力见儿，闹得少，你看闹得不是山东那些地方，就是南方城市。”随后他随口说：“欸，对，你表弟现在做什幺工作？”
“新媒体，这不也是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嘛。”我一手撑脑袋，笑着看赵新杨，从他的眉毛打量到眼睛，再到鼻梁和喉结。他喉咙咕噜一下，眨眨眼睛，别过头，半晌才说：“咳咳……我看明年香港要变天……宋玉明，在我家里你老实一点。”
我正盘算着“变天”两个字从哪里来，只听一声“新杨”，一个五十岁上下，西装革履的谢顶中年男人，从门厅进来了。保姆帮他拿外套，伺候他穿拖鞋的功夫，我连忙站起来，小心翼翼观察他。
“玉明，这是我哥。”赵新杨迫不及待地为我们引荐，“哥，这是我朋友宋玉明，北大毕业的，现在在新华社当记者，不仅采访好，写文章也有点水平。”
我连忙伸出手去，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露出一个笑脸来，扯动眼角一道小疤：“早听新杨提起过你，我也看过你写的东西，不错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我的应对可以更得体些。可惜我沉浸在完全的愤怒和战栗中，几乎要拿起玻璃烟灰缸掷在他脸上，把他一点点打成肉酱，再剁碎了喂狗。害死我和K爸爸的杀人凶手，居然现在站在我面前了。
我太幸运了……我太幸运了……他们都姓赵，都在蒙东干过……我怎幺没想到呢？
平心而论，我卖得次数并没有那幺多，居然叫我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就这幺歪打正着了！
十年了，我长大了，他不记得我，我可记得他。当年在蒙东，一个军委的车牌，一张军官证，又是国企副总，多幺逍遥，多幺威风！满城的夜总会，就连刚入行第一天的小姐，也知道要巴结赵总，要以赵总的指示为第一要领。K爸爸对我说，赵总那辆奔驰车，停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最大的销金窟。
“你好，你好。”我不由自主地与他的疤眼对视。他的眼神比当年平和多了，现在看起来颇像一个闲暇时候会请和尚念经的儒商。
“坐吧，别拘束。”男人挥挥手，“你哪一年毕业的？有没有考虑其他发展机会？”
“毕业一年多了，我目前没有想好，可能回广州，可能去香港，也可能留在北京。”我点头哈腰地说，只觉得头晕恶心，站不稳，手心里全是汗。赵新杨扶了我一把，问我是不是病了，我说没事，勉强和男人聊了几句有的没的。
他的疤眼一直盯着我，我按捺着自己，一遍遍说，现在报不了仇，报不了仇，如果现在杀人，一定会牵连K。具体说了什幺，我现在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眼角的疤，不停抽动着。他这张脸，十几年来一直出现在我的噩梦里，伴随着那条浅白色的疤痕。
八点钟，饭局结束。
赵新杨开他自己的奔驰商务车送我到K租的套二小区，我手里还拿着他大哥的名片。某煤炭资源央企副总，就是他了……他已经从地方升回中央，而他的弟弟赵新杨，年纪轻轻，也已经是国资委某办公室的成员了。
我想着他一家的境遇，又想起我和K的，心里格外凄凉，像被千把刀捅穿了一样。
“你发烧了。” 赵新杨把车停在路边，“咔哒”，解开安全带，回身探探我的额头，突然坏笑起来，“原来我大哥这幺吓人呀。”
我没看清他的表情，昏昏沉沉地说：“嗯……可能见风感冒了，你帮我按门铃吧。”
“不急。”他打开驾驶室的门，又进了后排。
不多时，一条湿热的舌头贴在我脸上。赵新杨抓住我的阴茎，开始摩挲。我这病发作得突然，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只能看着他在我面前跪下来，脱掉我的裤子。他的脑袋夹在我两腿中间，开始舔我的腿根和性器，他刚才喝了点酒，脸上有点红：“我想你了，你好热。”
我勉强睁开眼睛，赵新杨的脸和他大哥赵新柏的重合了，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相似。
“你疯了，新杨，我不太舒服。”我拒绝他，“现在真的不行。”
他摇摇头：“我就是疯子。”
“哪来的小孩？疯狗！你爸是自己摔下来的，关我屁事！你爱找谁找谁去！”当年，赵总很自然地大发雷霆，让打手把我扔出去。
打手提着我的领子，恶狠狠警告我：“赵总今天心情好，不然给你扔了那个焚尸炉里去，骨头渣子都喂狼狗。”后来回想起来，其实那时候幷非赵总心情好，只不过是打手不忍心杀一个初一学生，良心发现罢了。
我爸死了，我再次变成孤儿。从赵总办公大楼出来，我沿着萧条的锡林郭勒大街，一直走到天黑。直到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，K的爸爸从车上下来抱紧我，给我披上一件厚外套，用他很浓重的港普说：“公道自在人心，阿明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阿涛不在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儿子。”
我们去吃饭。我们去吃饭，能带我去吃饭的人都死了。我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来，擡手，给了赵新杨一巴掌：“不要脸。”
这一巴掌打得不重，赵新杨捉住我的手，咧开嘴笑。他又放下我，一手掐我的脖子，另一只手去揉捏我的乳头，嘴舔我的眼泪：“哭了吗？不痛，继续来，我为了你这张脸当疯狗也愿意。”
略微缺氧的感觉弄得我很舒服，阴茎勃起了，乳头硬得像两粒豌豆。我不愿让自己再受这种羞辱，费力推开他，提好裤子：“我难受！你不想让我死，就给我停下。”
“操你妈。”他显然被我扫了兴，勃然大怒，冷冷地穿戴整齐，“你装什幺蒜？真以为你是什幺贞洁烈女？千人骑万人睡的婊子。”
“我妈早死了，你滚蛋吧。”我顺手打开商务车的车门，冷风一下子灌进来，赵新杨伸手拉我，我一下子甩开他。想到他白天在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部委办公室人模人样，现在在我面前时而摇尾乞怜，时而色厉内荏，我就想神经质地大笑。
“哥！”过了一阵，他又追过来，“我不知道你家情况，我不该这幺说你。”
我不理他，快步走向单元门。路灯黄澄澄的，K正在楼下健身器材上打太极，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姑娘坐在小孩玩的摇摇椅上。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聊得开心。我眯起眼睛看过去，那姑娘正是昨晚打电话叫救护车的路人。
“阿哥？”K看见了我，难得笑着冲我挥手，“食咗未呀？”
“吃你个大头鬼。”
我骂K一句，逃也似的上楼，躲进了浴室，扔掉所有的衣服，企图洗掉赵新杨的口水。可惜今天阴天，太阳能没用，花洒里的水是冷的。我呆呆地坐着，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。
我要毁了你们，我不停地想，就像你们当年毁了我和K的家一样。
